增长模式转型依赖于经济政策系统性调整

增长模式转型依赖于经济政策系统性调整

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属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以GDP和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这种模式虽然带来了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其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不仅导致了资源和能源供应紧张，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以拼资源消耗、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增长，而要实现向高效率、低消耗、少污染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未根本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很多地方的经济政策没有进行系统性调整是基本原因。传统经济政策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在传统经济政策下才能延续，传统经济政策也只有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目标和方式的系统性调整，而经济主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经济政策既可以激励企业等经济主体调整升级、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也可以相反。近年来，尽管各地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是鼓励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是偏向于追求产出规模和速度的，并没有形成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鲜明导向。 　　没有经济政策的系统性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根据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需要，加快经济政策的系统性调整。首先，整个经济政策体系应形成鼓励集约型增长、限制粗放型增长的明确导向，体现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效率、优化结构、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内需等的激励。其次，各项具体经济政策都应体现鼓励集约型增长的性质。投资政策应把结构优化、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等作为主要的审核内容，无论投资项目的规模有多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多大，只要不符合结构优化、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就不能立项。财政政策应成为民生财政、绿色财政，充分体现对结构优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等行为的激励和对高消耗、高排放等行为的惩罚。金融政策应通过差别化的信贷政策、证券市场融资政策对结构优化、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激励。对外贸易政策应放弃鼓励出口创汇的导向，转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并重，体现结构优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取向。产业政策应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节能减排技术的采用和创新。土地政策应将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作为土地规划、出让和利用的前置条件，建立社会监督和约束机制。资源开发政策应根据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禁止开发、开发准入、开发过程监管等政策工具，严格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收入分配政策应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对经济政策进行相应的系统性调整，就可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步伐。只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经济政策的系统性调整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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