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乱世的三国群雄仁慈之主益州牧刘璋

误入乱世的三国群雄仁慈之主：益州牧刘璋

刘璋虽然是三国群雄割据时代的“群雄”之一，不过从来没被看好过。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评论天下群雄，将刘璋定性为“守户之犬”，连“人”的资格都没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稍带着评价了一下刘璋，说刘璋“黯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他“不能守”。可见这个“守户之犬”，就是连“守”的职责也不能尽到。这两个三国英雄金字塔顶上的人物，作出的这种没有与后来事情发展相违背的评价，基本就算是盖棺论定了。翻尽史书，的确没有找到与二人意见相左的评价，区别也仅仅在于语气的轻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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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同这个评价，尤其是在以前。原来看三国，总是站在谋略、机智的角度来评价，为的是让自己心中热血纵横，充满指点江山的慷慨激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刘璋的印象，实在是觉得乏善可陈。而如今，也许是年龄增长，性格锤炼，也许是思维与现实反差太大，心气渐冷的缘故，倒是和失败者刘璋产生了一些共鸣。就又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刘璋的传记，用心梳理了一下，就完全不再是守不住门的“守护之犬”的感受了，而且心里还涌上了些许温暖，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好人的特征之一就是看人往往是好的，也就对他人少了防备，对事情少了敏感。刘璋就是这样。比如明明生在宗室之家，是天经地义的“皇叔”，而那会儿满世界传扬的“皇叔”却是那个卖草鞋的刘备，说明刘璋不善投机；他父亲刘焉有当皇帝的念头，打着“为天子守边”的旗号入蜀，一堆外人辞官跟着去，他却被蒙在鼓里，说明对自己父亲一直没往“坏”处想，对什么当皇帝没太大兴趣；明明知道在董卓把持朝政的朝廷，皇帝不招人待见，他还偏偏就往皇帝身边凑，成了皇家车队队长，肩负保镖工作，成了保皇派，说明他不趋炎附势；明明大家都知道这个闯荡江湖多年的刘备不是个善茬，他却还是相信兄弟情义，请他帮忙讨伐张鲁，说明他重情如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围困成都时，在“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够用一年”，且“吏民咸欲死战”的情况下，刘璋却果断地放弃权力，说出让“群下莫不流涕”的真心话——“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而出城投降。这也说明了权力于他，一直不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利益，他考虑的还有他人、有百姓。

当然，作为一路诸侯，刘璋也要在权力争斗中过日子，有时也难免拿出杀人的招数。但即便弄权，即便杀人，也找不出刘璋在人格上的明显污点。比如说弄权，刘焉死后，益州无主，从哪个方面讲，也是轮不到刘璋的，因为有三哥刘瑁。老大老二被朝廷杀死了，轮也轮到老三了，更何况刘瑁是刘焉直接带到益州的，娶了后来成为刘备皇后的吴氏——那是据说必定要当皇后的女人，是刘焉摆明了的继承人。但刘焉死后，能够和朝廷沟通的权力，落到了他当初的追随者“州大吏”赵韪手里。赵韪是益州士人的代表，不喜欢一个强硬角色颐指气使，于是“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刘璋赢得不费力气，也很侥幸，算是运气好。再就是和他的扶持者赵韪的争斗。赵韪贪图刘璋“温仁”，是为了自己弄权，没想到刘璋太过“宽柔，无威略”，不能阻止刘焉带来的那批东州人“侵暴旧民”，让作为益州士人的赵韪很郁闷，于是“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一时之间，“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刘璋的处境非常危险，在这种被动局面下，被迫选择了抗争。依赖东州士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保全了成都，而赵韪竟被其部将庞乐、李异所杀。这两次争斗虽然胜利，但胜利的有点莫名其妙，没看出刘璋有什么过人之处，自然也没看出刘璋用了什么阴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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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杀人，也有两个。一个是张鲁的母亲。张鲁母亲蛊惑刘焉称帝，鼓动刘焉出钱出兵派张鲁进驻汉中，到了汉中却自立山头，不听指挥。刘璋没辙，把张鲁母亲杀了。一个是刘备收买的内奸张松。刘璋对张松是极其信任的，把益州的前途命运押在张松的出使上，没想到张松是抱着把益州卖掉的动机去的，卖给曹操不成就卖给了刘备。刘璋气急，把张松杀了。杀这两个人，可以作为刘璋政治上缺乏手段的证明，但更表现了刘璋这种好人在面对阴谋诡计、阴险反复时的无奈。他希望好心得来好报，明明好心对你，却得到恶果。对白眼狼，刘璋也愤怒。杀这两个人时，没有一个求情的，揭发张松的，还是张松的哥哥，足可以说明这两人的行为，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里，的确该杀。刘璋并没有因为杀了两人，而招致道德上的埋怨。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证明刘璋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这种好人的品质，对于一个在乱世掌握了足以自保的人力、物力资源，占据了地利的良好条件的诸侯来讲，是很难得的。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权力，对权力的热衷就像牛虻对血的热爱，一旦到手之后就会死命抱住，无所不用其极，别说什么道德底线，即便搭上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但对于整个国家、民族来讲，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用权力来造福于民。而这个造福，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很大的一点体现在人口上。因为那会儿没有计划生育，过上好日子，谁不想多活几年多生几个呢！尤其是在乱世，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命运的时刻，能够保存人口血脉是功德无量的，其福荫延绵也不是什么气节可以换来的。现在我们看三国英雄光彩照人，可又有谁知道这光彩照人的背后有多大的危机！三国前夕的公元156年，也就是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五千万人。而在蜀亡时，据钱穆《国史大纲》记载，全国人口只有七百余万人，不到盛汉时南阳、汝南两郡的人数。七百万和五千万的差距是什么？五千万能做到混乱一百年，少数民族不敢窥视。七百万能做到即便大一统的晋也很快分崩离析，少数民族不断涌入在中原肆虐，一直持续到四五百年后的隋唐，就连隋唐，也是少数民族血统的统治者建立的。这就是人口锐减的遗祸！

这种人口锐减，固然有瘟疫、黄巾、董卓的因素，但那些标榜为英雄的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们，又何尝不是背负了累累血债！掌握了话语权的他们有时也会哀叹“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但在维护权力时，又何尝在生命面前手软过！相反，被斥为“守门之犬”的刘璋，一直以来在蜀中“宽仁”，就连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刘璋治下的蜀中“民殷国富”，这难道不是刘璋的政绩？尤其是在自己的权力和别人的生命的抉择中，毅然而然的选择了别人的生命，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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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的逻辑，刘璋的确不如刘备，若单纯的算一场仗，刘璋也的确是在造福。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对刘备而言，益州是志在必得的，以诸葛之智，马超之勇，尽管成都有三万精卒，吏民同心，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一旦城破，玉石俱焚，伤亡估计至少也要五、六万。刘璋一降，五、六万人不用死了。然而刘备、诸葛亮治下的蜀中，仅仅一个夷陵之败，就把刘璋省下的耗光了，再加上多年连绵的战争，让“民殷国富”的益州，竟然穷的叮当响。虽然诸葛亮余威尚存，但一个为求自保的邓艾，来了个千里跃进，就让蜀国亡了，色厉内荏的本质暴露无遗，能比得了刘璋治下“吏民咸欲死战”的益州吗？

刘璋，就是一个好人。也许曹操，司马懿之流是会嗤之以鼻的，因为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会恶劣到采用屠城这种方式；刘备那样的也仅仅是当作一种旗号，虽然处处示人以忠厚善良的菩萨心肠，实际行的却是雷霆万钧的霹雳手段。表面推崇，暗地里窃笑无能罢了。但芸芸众生、凡夫俗子，是需要一个害人害己，推崇治国手段、外交智慧、军事韬略的伟人，还是要一个利国利民，“咸欲为其死战”的代理呢？

这也是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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