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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武明年中国的金融危机轻松让全球经济暴跌

发布时间:2021-02-22 16:58:17 阅读: 来源:珠光粉厂家

周彦武:明年中国的金融危机轻松让全球经济暴跌

明年中国的金融危机轻松让全球经济暴跌,除去市场和金融都对外依赖度低的国家,没有几个国家能幸免遇难。

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热身表演,大戏在明年拉开。  除欧洲少数国家对待08年的金融危机是紧缩财政外,大部分国家对待金融危机就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说白了就是印钱,疯狂印钱。08年金融危机的本质用大白话讲就是钱印得太多,借给了不该给的企业和个人,而这些企业和个人无法偿还债务,而钱印得太多导致信贷泛滥,通货膨胀,各国不得不宽松,一收紧货币政策,利率上行,这些企业和个人无法偿还债务,立刻破产。破产又导致为其融资或担保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切还是泡沫,超低利率导致的金融泡沫最终尘归尘,土归土。而大部分国家对付泡沫引起的金融危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吹一个更大的泡沫来掩盖这个小泡沫,推迟泡沫大破裂的时间,饮鸩止渴,用大错误掩盖小错误。  中国、美国和日本都大肆印钞,如果经济问题用印钞就可以解决,人类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了,也没有贫穷的国家了,印钞机对哪个国家来说都不算太贵。面对金融危机,政客们的方法几乎没差别,印钞,增加流动性,压低利率。本质问题丝毫没有解决。  本质问题是金融机构太贪婪,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贪婪是人类的本性。判断金融机构是不是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债务/GDP。也就是金融机构的效率,如果把钱借给了应该借的人,债务/GDP会持续下降,也就是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超过一元钱的产值,债务/GDP自然下降。反之,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低于一元钱的产值,这就是一个黑洞,金融机构迟早要拿钱来填,债务/GDP自然持续上升。债务/GDP的比例持续上升意味着金融效率越来越低下,钱都给了不该给的人,  人性不会改变,所以金融危机每隔10-20年就爆发一次,对付危机唯一的方法是让该死掉的金融机构死掉,让经济一泻千里,极度紧缩,这极有可能导致政权崩溃。这对政客们来说无法接受,永远无法接受,绝对无法接受,所以每一次金融危机的规模都越来越大,因为以前的危机累积了起来。  债务/GDP增速最快的自然是中国,2008年中国GDP为314045亿人民币,2008年年底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32.0万亿,债务/GDP为102%,2013年前3季度GDP为GDP为386762亿,2013年3季度底,本外币贷款余额为74.99万亿,债务/GDP为194%。实际上影子银行在08年后飞速成长,其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了传统银行的放贷规模,这部分债务未统计在内。债务/GDP的速度还在飞速增长,2013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15万亿人民币,不包括外币。同比增速达30.6%。而同期GDP增速仅7.6%。  惠誉在报告中预期,2013年中国广义信贷存量增速将达到20%,即便某些渠道信贷可能会收缩。惠誉预计,即便在最积极的情况下:中国每年信贷收缩两个百分点,同时增速达到11%每年,到2017年底中国债务占GDP比率仍将接近250%(2008年为130%)。实际GDP增速不可能达11%,8%都不可能,而信贷收缩更是完全不可能。不用等到2017年,2014年中国债务/GDP比例就可以超过250%。中国可以在短期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但信贷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的时间越长,长期风险就越大。2002-2008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比较稳定,在90%到110%之间,波动很小。2008后债务飞速增长,主要是政府负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指出,经过他的调研,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60%。加上中央政府的负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大约为70%,而2010年根据IMF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仅占GDP的27%。3年翻番,投资效率极其低下。  美国也好不了多少,美国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6.6万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国债总额突破17万亿美元,也意味着美国国债与GDP之比再次突破了100%大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近几年,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快得惊人:2008年和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分别为10.61万亿美元和12.10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比重为70%和84.1%。由于目前美国每月平均赤字高达600亿美元,因此美国接下来还将继续举债。  债务占GDP比例过高不可怕,可怕的是债务占GDP比例的增速过高,增速过高意味着金融使用效率在迅速下滑,日本债务占GDP比例发达国家中最高,但是增速很低,据IMF的数据,2010年日本债务占GDP比例为220%,到2012年则下降为195%,金融使用效率在升高。英国在1946年债务占GDP比例为246%,之后逐渐下滑。  债务占GDP比例高为什么会导致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很多国家债务占GDP比例都很高啊,除了债务占GDP比例增速高之外,还有一个数据很关键,就是实际债务利息是否高于GDP增速,2012年经过两次降息后,全部贷款实际加权利息为9.95%,一般贷款实际加权利息为10.25%,实际这是银行给的贷款利息,影子银行的利息远远高于这个数值,中国债务的平均利息目前最少是12%。债务的融资利率高于GDP增速的宏观意义,意味着债务主体的投资回报不能覆盖债务成本。这会导致举债主体会因利息支出而陷入债务的自我膨胀,债务率(债务/GDP)会恶化,债务杠杆和风险进一步提高;还会引发债务主体的再融资意愿降低,并使经济缺乏投资动能而进一步失速或陷入衰退。  欧美发达国家利率很低,当然了GDP增速也很低,风险小一点。  但是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或者说基石,中国消耗了地球上大部分的矿物资源,支撑了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经济,中国为欧洲的奢侈品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中国也是日本产品的第二大市场,中国也是全球最慷慨大放的国家,非洲和拉美大笔银子外交,中国的金钱支撑了非洲和拉美很多小国的经济,中国总是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其他国家的国债如日本和英国的也买了不少,在全球像圣诞老人一样四处撒钱,只是把驯鹿改城了灰机。中国的国债在某些意义上支撑了美国经济,虽然美国美联储是购买最大量的美国国债,但那几乎是没成本的,连印刷机也无需开动。而中国仍然是真金白银地购买美国国债,这才支撑起了美国国债的价格和低收益率,一旦中国和日本减少购债,单靠美联储是无法支撑这么低的收益率的。  国债让美国近1亿人不工作,吃福利过日子。2013年10月23日,福克斯新闻(FoxNews)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周二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九月份有9060.9万名年龄在16岁或以上的美国人决定不去寻找工作。如果加上失业人数,相当于美国有近1亿人没有工作(不包括16岁以下儿童)。美国经济学人杂志举例一个未婚妈妈,如果其不能找到一份薪水稍丰厚的工作,其收入除去税费后还不如在家里领救济金拿的多。  明年中国的金融危机轻松让全球经济暴跌,除去市场和金融都对外依赖度低的国家,没有几个国家能幸免遇难。  10月22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宋国青周二表示,中国央行的政策可能略微收紧一点,因通胀率在上升,但还是以公开市场操作等微调手段为主。中国央行上周警示9月信贷增长过快后,于周四暂停公开市场14天逆回购。本周二七天期逆回购亦缺席,从而释出该操作工具阶段性退出的明确信号。  实际上这根本不算收紧,只是宽松程度稍稍降低了几百亿罢了。23日,也就是今天,市场立刻对这个稍微收紧给出了强烈的反映,Shibor上海银行同业间拆借利率中最具指标意义的隔夜拆借利率大升78点,创6月钱荒后单日最大涨幅。同样具备指标意义的7天回购利率大涨48点,也创6月钱荒后最大单日涨幅。6月的钱荒是金融危机的预演,也只是开幕式而已,中国的金融安全非常非常脆弱。这根钢丝的直径越来越细了,细到只有几百亿了,央行的钢丝很难走了。  (周彦武,美信咨询首席经济学家)  相关评论>>>  李迅雷:房地产泡沫必破灭 同时引爆金融危机  牛刀:债务危机是金融海啸的引爆器

高连奎:当下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六个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模式在外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评,“中国模式更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优越性”,这是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和习惯性认知。然而,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诸多宏观经济数据日渐回落。这种反常极其令人忧心,并已日渐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拷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者杨国英,写作了《中国经济——盛世下的阴影》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杨国英的观念是面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判,取决于诸多变量以及不确定事件,在这些难以定格之下,任何先验的预测,而且对经济现状背后的形成机理,则更值得我们深思。说的通俗一点,中国的未来更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知和行动,而不考虑这些,就对中国经济盲目的下结论是无知和可笑的,而杨国英的这种态度也是科学和严谨的,他的这种态度也贯穿了整本著作,他也与那些动辄就宣扬中国将硬着陆,中国将进入低速增长期,中国需要一次大衰退等学者是截然不同的。  而当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无非是内部的通胀,通缩的问题,投资的问题,税收的问题,外部的金融风险的问题,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问题等等,而本书也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并且都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在针对通胀和通缩的问题时,杨国英指出,通涨“旧忧”刚去,通缩“新忧”又来,而如果通缩久久挥之不去,则极可能形成与经济衰退强烈的负循环——经济衰退,导致通缩严重,而通缩严重会进一步加速经济衰退。那么,应如何解当下“通胀”之忧,以免经济陷入通缩与衰退的负循环之中呢?他并不主张采用传统的财政反周期政策,而是采用诸如货币等其他政策,在书中将其总结为“求稳定”与“谋发展”的矛盾,在通缩苗头出现时,进行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亦可谓“谋发展”。 “求稳定”本为防止短期宏观经济系统深化的维稳手段,通过货币政策的微调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缓冲期,而“谋发展”才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目。  对于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杨国英并没有GDP主义,政绩观等俗套说法进行大批判,而是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信用优势,政府信用优势而言,与市场化的企业相比,地方政府融资显然更具信用优势,这种信用优势的背后,不仅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地方财政担保,更存在可以随意转换的土地等资源的有形资产担保。正是基于这一因素,地方政府才敢于在存量债务高企的情况下,持续增加举债规模,而亦因为此,金融机构才敢在相关监管部门的禁令之下,满足地方政府的举债需求。  而对于地方投资所造成的赤字,杨国英也表示出担心,他认为在美国次贷危机早已远去、美国经济已明确复苏之下,我国财政赤字却仍持续处于高位,并且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无疑已经证明我国经济严重缺乏稳定性,只有依赖外部刺激才能确保“经济维稳”。同时,这种极其窘迫的状况,亦在警示我们,我国当下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刻不容缓。诚然,我们不宜先验地否定扩大财政赤字的必要性,但是,在相对肯定当下扩大财政赤字必要性的同时,我们更应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负循环共震状态已经进入极其危险的阶段。在扩大财政赤字方向已明之下,我们必须注意技术性平衡。他对此也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其增幅不应过大,而应在小幅扩大的同时,通过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制度红利;其次,在财政赤字扩大的同时,我们应避免货币政策的同速扩张,以防止经济泡沫过多,从而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维持整体均衡。  另外杨国英认为在大规模投资刺激已然明确之下,我们还亟须处理好三大技术环节: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的协调性、投资规模与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以及行政主导型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平衡性,从而避免因缺乏统筹协调以及风险评估,造成“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苦果。  对于海外并购,杨国英的观点也很值得一读,他在书中比较了中国多家企业的并购之路,他指出伴随着华为和中兴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规模的提高,其外在阻力亦近乎同比例放大。而阻力来源和表现形式,则在华为和中兴发展的不同阶段,亦迥然不同。在华为和中兴开拓海外市场的早中期,其阻力来源更多来自同行的国际巨头;可在最近几年,阻力却逐渐来自发达国家政府。而在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过程中,其阻力的表现形式亦根据不同阶段,可相对细分为技术阻力、知识产权阻力和政治阻力。而他认为这些企业应该学习万向的并购模式,在书中,他回顾万向的海外并购史,发现,万向海外并购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灵活变通的并购手法上,更体现在循序渐进的并购思维上。与国内企业动辄进行“蛇吞象”的海外并购不同,万向近20年的海外并购史,堪称稳扎稳打、渐次推进。从1996年在美国并购第一家工厂开始,万向迄今在美国已有28个制造基地、美国员工已达6500名之多,而在这个过程中,万向在美国市场的并购案,其并购金额亦逐渐从初始时的数百万美元,逐渐上升到当下的数千万美元、数亿美元。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并购思维,使得万向得以通过前期的小规模并购,积累海外并购经验,并熟悉当地政经民情,为其后的大规模并购降低系统风险。与之相比,TCL、庞大汽贸等企业在海外并购经验缺乏之下,即启动大规模海外并购,并最终导致巨额亏损,甚至牵动国内产业的根基。万向循序渐进的海外并购思维,以及连续多年的海外成功并购史,显然极其值得借鉴。  在书中,他还用三普药业购买铜期货失败的案例,对中国制造业购买金融产品提出了警示,他认为面对变幻不定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大宗商品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制造企业,借助期货套期保值、期权等金融工具,以规避未来大宗商品涨跌、汇率升降等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不仅是合理的,亦是相对必要的。但是,如果制造企业过度使用金融工具,则不仅难以起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更可能由此带来更大的风险,上述三普药业即是典型案例。事实上,对于电缆制造企业而言,因过度参与铜期货交易而引发亏损,并非仅有三普药业一家,而如果放眼整体制造业,我们就会发现,因过度使用金融工具而引发恶果的案例早已有之。如我国经济遭受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严重的2008年,知名不锈钢制造企业长利公司,因指望原料镍板价格上涨而过度囤积,结果镍价一年内却大跌70%,惨遭巨额亏损而无法支撑的长利公司,其董事长包存林最终选择沉池自尽。再如曾做到化纤原料产量亚洲第一的华联三鑫,亦于该年因过度参与PTA期货的投机,最终资金被套高达10多亿元,企业亦因此无奈选择破产重组。  而对此进行更深层的分析就会发现,越是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遭受困境,往往越容易激发企业家过度使用金融工具的冲动,他们试图通过金融投机赚取暴利,以维持自身企业的正常运营。但是,诸多悲惨的结局却告诉我们,合格的企业家并不一定是合格的金融家,不以避险、而以赚取暴利为目的的金融投机,其结果不仅极易产生巨额亏损,还往往使企业陷入到更难自拔的经营困境。实际上,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无论宏观经济阴晴与否,金融工具均理应作为企业经营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应试图以此探索出一条赚取暴利的捷径。而在我国经济仍处下行通道之当下,饱受经营之困的制造企业,切实可行的突围方向应是:强化企业内控管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研发能力,而不是过度使用金融工具,盲目参与金融投机。  当然作为一本全景式、立体式的扫描中国经济的著作,其涉及的问题也不只这些,比如杨国英对其他问题也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比如“代工企业切勿仓促转型”,“民企接班人不应痴迷虚拟经济”,“民企谨慎参与国企改制”等等,这些也都包含着真知灼见,也是他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的风气是不健康的,分析问题的少,喧嚣起哄的多,而这会让政府在民意的压力下过度反应,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比如在2011年中国经济成功克服全球经济危机,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本应是民间投资“接棒”政府投资的一年,而这年政府却在舆论的压力下过度紧缩货币,造成了15万家小企业倒闭,数千个企业家跳楼跑路,温州,鄂尔多斯、神木三座中国最富有的城市集体破产,众多大中型企业艰难维持,这也本轮中国经济衰退的根源,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是在经历了2012年全年至2013年连续一年多经济衰退后,结果中国又不得不在2013年下半年开始重启政府投资,而严酷的货币政策依然没能放松,中国经济通缩的状况依旧,民间投资接棒的机会微乎其微,而这种局面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而这也是当下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而在这一过程中部分经济学者和财经媒体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知不易,行更难!杨国英先生是财经媒体人出身,对中国财经问题具有天然的敏感,又长期从事金融投资工作,因此对整体经济的理解比一般人更加深刻,而他现在从事教学工作,教书育人的过程更让其多了理性和责任,近期又成立了金陵财经读书会,大学读书学习之风,这又切中中国经济界之时弊,得到众多同行的钦佩。 读他这本著作,我们看不到情绪的宣泄,只看到对问题的理性探讨,也正如其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并不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调,而是旨在透过当下中国经济的不同截面,进行全景式、立体式的扫描,而这种态度正是当代学人所需要的。  (高连奎,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江濡山:盘活大量民间资本的三步棋  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征是:做强并坐大了中央级中心城市的利益,忽视并牺牲了中小城镇及农村的地方利益;因而今后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应当是,加速地方、特别是中小城镇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务,面向地方、面向农村实现从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到推动产业化、城市化各个层面的发展,实现资源配置由中央向地方、由国有向非国有、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镇的重心转移,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就会失衡,甚至不排除出现颠覆性的灾难。然而,这一改革策略的转变,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及强有力金融服务工具为支撑。很显然,处于垄断地位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引起不具备承担这一使命的“基因和体制”要素,显然是靠不住的。  目前整个商业银行看似资金紧张,实际上资本市场并不缺钱,大量的资金都“隐形”于民间;目前宏观经济尚不景气、民间借贷大大萎缩,很多资本投机炒作的机会也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盘活民间资本并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金融改革的课题。有效的举措应当是走好三步棋:  一是开闸私人银行,让私人银行盘活民间资本,并直接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有不少人士担心,开闸允许民间资本设立私人银行,容易酿成银行倒闭并加剧金融风险;其实,这种认识和担忧,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常识很欠缺的无知表现,也是“宁可把肉烂在国有经济的锅里,也不施舍给非国有经济的盆里”的左的思想意识在作怪。事实上,法律及金融管理当局,监管和控制中小银行要远比“对付”大银行容易的多。更何况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特色的手段可以使用。比如:在设定中小银行管理运行的游戏规则后,可以采取国有银行参股但不控股的策略、可以采取不同资本规模实施不同备付金标准的政策、可以采取银行出资人关联企业不得贷款的“防火墙”等规则。  二是允许并规范地方政府发债权,逐步形成有自我约束和法治约束的地方政府发债及债务管理机制。完善这一政策并强化约束机制的关键在于,明确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使用管理责、权、利的高度一致,重点是在债务资金配置范围、决策机制和追责机制三方面砸到实处,杜绝以“集体民主决策”为名掩盖行政官员的个人责任。  三是改革分税制,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应当体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利的姿态,此举可以大大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首先,中央政府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央政府钱多不是一件好事儿。在人多地广的国情背景下,中央政府钱越多,越俎代庖的事就越多,相应地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错误决策就很多。中央政府也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诸多事务中,没有精力思考和酝酿正确稳健的改革政策和举措。因此,中央决策层开明的态度、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监督问责机制比权力及金钱更重要。再说,在税收改革问题上,中央给地方让利,会倒逼中央把地方该干的事情和相应的责任,也一并压给地方。  (江濡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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